中国古代陵墓石刻多出现在帝王和显贵的陵墓上，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追求浮华和威严，以显示他们生前的高贵地位。因此，他们对死后安身之所的营造非常重视。究其原因，与其不愿失去生前“奢侈淫逸”的生活有关。他们把陵墓当作死后继续享受人间快乐的地方。许多帝王从登基起就着手营建自己的陵寝，并把生前所拥有的一切原模原样地照搬到地下。一般帝王陵墓的规模都比较宏大，修建的时间也比较长，花费的人力物力惊人。为了显示帝王的权威和地位，陵墓在修建时就追求宏大的气派和王权的威严。帝王陵墓是一个综合体，陵园在整体布局、空间处理等方面都非常考究，集中国传统建筑、绘画、雕刻、园林为一体。建筑的工艺精美，无论是雕刻、绘画、建筑，还是园林，都显示了当时的最高工艺水平。而雕刻，虽说是综合体的一部分，但它却是陵墓中最精彩、保留时间最长的一部分。从这些陵墓石刻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不同朝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文精神。
    据史料记载，陵墓石刻在西周时就已出现，但汉之前遗留下的实物不多。汉以后逐步大量出现，盛于唐，清代衰落。汉代帝王陵墓目前没有见到石刻遗存，而达官贵人的墓上则多见之。
    虽说陵墓石刻多出现在帝王陵墓上，但是汉以前帝王陵墓石刻遗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所出现的最具中国本土艺术特色的陵墓石刻在汉武帝时的大将军霍去病的墓旁。
    西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快速上升期，政治氛围宽泛，国富民强，但战事不断。霍去病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正是当时社会所需要宣扬的精神，因而霍去病墓上石刻群的出现是时代的必然。
    霍去病是汉武帝时的一位大将军，官至“大司马骠骑冠军侯”。他曾六次率师北进大漠匈奴之地，战功赫赫，抵御了匈奴的侵扰，保卫了边疆的安宁。但霍去病大胜回朝后不久便病逝，年仅24岁。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汉武帝特赐将霍去病葬于其王陵的东侧，冢仿霍去病战斗过的祁连山形状，并布排石刻群，用来纪念这位大将。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群，在内容上表现了骠骑大将军北击匈奴的功绩，同时也展现了祁连山独特的地域环境和艰苦的战斗场景。冢和石刻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纪念碑，充分表现了骠骑大将军辉煌的一生。这组石刻现存16件，多采用自然原石，利用其肖似某一动物的不规则型，略加刻凿而成。当时的艺术家们在处理这组石刻时，其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能够如此大胆、想象力如此丰富，并能自由地去发挥，实乃可贵。如《蟾》（图①）、《卧牛》（图②）、《人抱熊》、《跃马》、《怪兽吃羊》等都是绝世精品。如果不经意看这组石刻时，似乎只看到自然的石头，不见所表现之形象，但稍有留意便会看到一匹跃起的战马驰骋沙场；一只犀利而有神的伏虎正欲扑向猎物；人与熊之搏，展现了人与自然抗争之力的无穷，弱将胜强。最具纪念意义的作品为《马踏匈奴》（图③）。这也是一尊具有政治意义的作品。一匹站立着、微张着嘴，目光炯炯有神，而且威武的战马目视远方，它完全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它的身下，一个匈奴将领仰面于地、表情沮丧。西汉富有才华的艺术家们，巧妙地将失败者的身体置于马之腹下，填充了空隙，使雕塑更加威严、坚实。霍去病墓前的这组石刻，给人以“雄浑厚重、造型古拙、形象生动之感；其手法简练而气势恢弘，充满了博大之力量和深厚的内在精神；追求自然美、意象美”。
    霍去病墓石刻的艺术风格，奠定了中国古代石刻的基本风格特征：“对线之敏锐，运用之灵活生动；同时更注重线与形体的结合；线与体的结合使内容与形式更加完美”。这些特点对后世影响深远。
    东汉时期，在官宦的墓葬中十分流行石刻，现遗留下的一些石刻是传说中的瑞兽，常称“避邪”或“天禄”等。从造型上看缺少霍去病墓石刻的恢弘气势，意象的表现手法也有所削弱，趋于装饰性和程式化，如南阳太守墓上的石刻麒麟等。东汉时的陵墓石刻从造型手法看，明显地对南朝陵墓石刻产生了直接影响。
    贡布里希云：“中国艺术家不像埃及人那么喜欢有棱角的硬形状，而是比较喜欢弯曲的弧线。中国艺术家要画飞跃的马时，似乎是把它用许多圆形组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雕刻也是这样，都好像是在盘绕旋转，却又不失坚固性和稳定性。”这段话说出了中国古代造型艺术的特征，把整体造型概括为线加以表现，讲究线之流畅，似行云流水。南朝的陵墓石刻更加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古代，麒麟被视为奇珍，固然只有帝王才有资格享用，所以南朝帝王陵墓多用“麒麟”作为护卫的神兽，遗留在现南京附近的南朝石刻，其体量较汉时硕大的多，形象凶猛，给观者以强烈的震撼和威慑。在造型处理上注重外形的整体感和运动感，以及凶猛之势。雕凿精细，追求完美，麒麟翼、尾等处多用精美的装饰图案来表现，但造型图案化后并不破坏石刻的完整性，使石刻更富有南方灵秀之美。整体看每件南朝石刻都会让人非常激动，简单的几条运动线勾勒出所表现的核心——“威武、强悍、凶猛”，每件石刻都有极强的动感，观者的思维会随每条线而动。可以说南朝的石刻把线运用到了极致，它与西汉所追求的恢弘的自然美是大不相同的。南朝陵墓石刻的规模都很小，从现存的实物看，一般帝陵上有华表一对、墓碑一对、石兽一对，仅6 件石刻，但它是中国帝王陵墓建制真正有石刻的开始。
    唐代处于封建社会最顶盛的时期，陵墓石刻也是中国石刻史上的又一个巅峰，同时也是陵墓石刻由强变弱的转折点。
    唐王朝20代皇帝，在陕西的唐帝王陵墓有18处，它们基本上建在关中北部的山区，西起乾县东至蒲城县，长达几百华里。唐帝王以山为陵，一方面表现帝王博大的气势，从另一角度看这种处理也展示了唐王朝的强大和富足。唐代帝王陵墓前建立石刻群作为陵墓的仪卫制，并确定规格、数量，是中国帝王陵墓石刻设置形成固定建制的开始。而初唐时期的“献陵和昭陵”是个例外，其与以后的唐陵在石刻设置上有所不同，数量上和后来各陵有所区别。如献陵有华表一对、石虎一对、犀牛一对，另有一石佛龛。而昭陵石刻仅有六骏、石狮子和14位外国使臣。唐帝陵石刻一般由神道石刻和陵门石刻组成，神道由南而北排列，排列顺序：华表一对、翼马一对、马五对、鸵鸟一对、文臣武将共10对，另东西南北4个陵门各有石狮一对、北门还有三对石马、南门有外国使臣像61尊，共计110件。乾陵是唐代陵墓规模最大石刻最多的陵，其石刻规模之大和数量之多也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少有的。乾陵以后的唐帝陵石刻数量基本不变，只是在外国使臣的数量上有所不同，有的陵不设外国使臣。乾陵的石刻建制格式对后世极具影响。
    唐代陵墓石刻除制度完善、设置规模宏大外，与以前陵墓石刻有两点不同：一是在陵墓石刻中出现了狮子的形象，这种现象应该说与外来文化影响有关。狮子是现实中最凶猛的动物之一，置于陵前更能起到护卫的作用，同时对邪恶的东西更具震慑力；二是加入了现实的内容，如唐太宗昭陵的六骏浮雕，以及昭陵、乾陵、泰陵、崇陵等都有的外国使臣像。这些内容的出现，说明唐王朝更加注重现实，同时也是一种炫耀。
    唐代石刻的艺术风格及特点：“造型雄伟、壮观、厚重”。在造型处理上均为“方”中带“圆”，“方”增强了石刻的力度和威严感，同时也加强了石刻的向外张力。而“圆”则给人以厚重之感，强调了材质的量感。另外，与南北朝时期的石刻造型相比，造型装饰图案化运用较少，但在唐帝陵的翼马和瑞兽中却有所运用。图案与造型结合，一是装饰美化形体;二是赋予这些动物神秘性（因这些动物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图案的变化与饱满的外形线条结合，使整体造型外形清晰、流畅，极具动感。同时和整体造型浑厚外形“方而圆”的变化形成了微妙的对比，使得这些动物敦厚、有威严、有气势，又有细节变化，生动活泼，打破了外形的死板感。如乾陵的石狮、翼马、瑞兽，桥陵、泰陵的天禄等。特别是顺陵（虽不属帝王陵墓，但其石刻的艺术性非常高）的走狮巧妙地运用图案来造型，对鬃毛、眼、嘴、眉等用图案处理，但整体造型更强调外形的饱满、浑厚和力度。其气势轩昂，威武矫健，四肢沉稳，每块肌肉似在爆发着无穷的力量，走狮微张着口，观者似听到那深沉而厚重的吼声。唐帝陵石刻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继承前朝风格的基础上，又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吸收精华与本民族的艺术风格相融合，形成了更加完美的艺术样式。
    唐帝陵的人物变化比较单一，神态凝重，这和身份有关。初期形象处理富有力度，但神情呆滞，衣饰雕刻遒劲。中后期形象趋于写实，处理得有个性。衣饰线条处理不仅仅是刻线，而是有了独立的体积感。
    五代前蜀主王建陵刻有他本人的石刻像，并附有彩饰，石刻基本上还原了生活的原貌。王建的石刻像虽说艺术上并无特别之处，但这尊像却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雕刻真实人物的作品。
    帝王陵墓石刻艺术发展到北宋，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建制继承唐代，只是坟冢建在平原，用土堆砌而成。在神道石刻数量上增加了“大象和石羊”，其神道石刻排列顺序为：华表、大象及驯象人、瑞禽、角瑞、鞍马与牵马人、蹲虎、石羊、外国使臣、文武侍臣、石狮、守陵将军、宫人、内侍等。另外陵区东、西、北三门外还有石狮，因此陵墓上的石刻总数达58件，规模不及唐帝陵（石刻数量和部分唐帝陵基本相同），艺术水平也大大逊于唐代。
    北宋9位皇帝的陵多在河南的巩县一带，永昌陵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陵，应该说是宋陵的早期代表，风格比较简练。中后期的永厚、永裕、永泰陵的石刻比较繁琐、而且生活化很明显。宋陵石刻总的风格是“孱弱无力，造型处理琐碎，缺乏宏伟、刚劲之美。人物缺乏内在精神，衣饰繁缛。动物雕刻更是绵软，狮子、老虎虽张大口而无威，体形硕大而无力，没有威猛的气概”。中国古代陵墓石刻到北宋时期已开始走下坡路，并凸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宋真宗赵恒永定陵的石刻中表现的最为突出。宋真宗时北方的“辽”一直虎视中原，常有侵犯。一次宋军在澶渊与辽军决战，宋军大胜，但是宋真宗胆小怕事却与辽签订了赔款条约，即《澶渊之盟》，当时举国悲痛。这种受辱而痛苦的心情在宋真宗陵墓石刻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所有的石刻无论人物还是动物表情都呈哀愁痛苦之状，这是当时民意的真实写照。
    南宋时没有留下帝王陵墓石刻，主要原因是南宋的帝王们都梦想着恢复大宋江山，之后再迁回北方祖陵，所以葬礼极简。
    元代建都北京，历代帝王死后都运回蒙古原籍安葬，没有留下多少石刻遗迹。
    明代的帝王陵墓石刻留下的遗迹较完整，规模比较大，风格也比较接近于宋代，但艺术性却不及宋。明代帝陵有两大特点，一是明孝陵的神道最具独特性。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在南京中山门外钟山西麓，依山为陵，坟冢是人工用土砌成。明孝陵的神道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是最为特别的，其平面布局不同于以往的直线设计，而是由巫师占星而定，其状仿北斗七星星座。先东西向，又转南北向，再向东，最后又正南北达陵前的内陵享殿。明孝陵神道石刻在宋的基础上增加了獬豸和骆驼，但没有虎、羊和瑞禽。排列顺序为：华表、石狮、獬豸、骆驼、大象、麒麟、翼马、文武侍臣等，其中所有瑞兽都是一对站一对跪卧，石刻总数达34件之多，规模和前朝相比小了许多，但体量比前朝的石刻大得多，唐宋时的外国使臣及宋帝陵的守陵将军、宫人、内侍等都没有出现；第二个特点是北京的13个帝陵只有一个神道，它们共用明成祖长陵前的神道，所用石刻形制、数量与孝陵相同，只是体量较小，风格浮华变化繁琐。
    总体而论，明代的陵墓石刻风格为：“华而不实，缺乏内在的精神气质。做工过于灵巧细腻，追求华丽精细强调工艺性；注重细节的华丽，忽视了整体精神的刻画，石刻显得轻巧，没有表现出石材的厚重之感；也没有威严感和恢弘的气势。更加世俗化、生活化，刻意模仿前人风格，只追求唐人的规模，宋人的奢华，而缺乏艺术的内在精神和生气”。
    清代已是封建社会的末期，政治腐败，丧权辱国，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处在落后挨打的境地。清代有3个祖陵，9个帝陵。陵墓主要分布在辽宁沈阳的北陵和河北遵化的东陵，以及河北易县的西陵。在陵墓石刻的运用上建制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格式要求，道光、同治、光绪等末代帝王的陵上甚至没有设置石刻。清代陵墓石刻艺术比较颓废懦弱，比前朝的规模小得多，体量和数量更是不能与之相比。即使有石刻的陵数量也不同，如辽宁沈阳的昭陵只有16件石刻，即华表一对、石兽六对、石狮一对，没有文臣武将。顺治帝的孝陵与明十三陵石刻建制相同，有石兽12对、石人6对，共36件石刻，排序和明代北京十三陵一致；而康熙景陵有石兽三对、侍臣二对，共计10件石刻；乾隆的裕陵有石兽六对、侍臣二对，共计14件石刻。从这些石刻中，可看出清代陵墓石刻的基本风格：“规模上缺乏气势，艺术手法更加纤巧，追求浮华；刻工精细、繁琐；没有强悍之力量，无内在精神气质”。到了清代，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石刻算是走完了它的发展的道路，成为中国古代陵墓石刻的谢幕之作。